北朝晚期的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晚期是雕刻艺术发展中的过渡阶段,历隋、初唐,至高宗、武后以迄玄宗时期(约当7世纪后期至8世纪前期)，达到中国雕塑史上的鼎盛期。安史之乱后中衰,会昌五年(845)，武宗下令毁寺庙、销铜像，佛教雕塑受到空前毁坏。此后，终唐之世不复有大规模的营造石窟活动。

　　唐代雕刻艺术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石窟艺术方面。一些重要的早期石窟，唐代都续有大规模的开凿。其代表性作品为雕成于高宗、武后时期的龙门石窟奉先寺石刻造像。本尊卢舍那大佛面相庄严、睿智,气度非凡,是唐代盛期强大国势与充满活力与自信的时代精神在雕塑艺术上的反映；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形象各自体现着宗教艺术类型化表现的具体要求,9尊造像之间的组合关系、尺度的权衡、动静的呼应，为适应大型雕像与膜拜者之间距离与观赏角度而在造像身躯比例上所作的调整，以及雕刻手法的流畅、自然，都表现出古代雕刻家斩山造像，创作大唐代雕塑家创造了一系列与时代审美风尚相一致的宗教艺术形象。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出土的与真人等高的石雕菩萨立像，敦煌莫高窟第159、194等窟的彩塑菩萨像，都女性化了，造型以当时贵族妇女形象为参照，丰颐长目，体态婀娜，缨络遍体，表现出超出了宗教氛围的富贵气息。性格、气质迥异的弟子，神情威猛的天王，筋肉暴突、孔武有力的力士，作现世装束的虔诚供养人，也都是此一时期在宗教人物形象创造上的新发展。

　　唐代陵墓石刻群的主要部分集中于陕西关中地区，共有19位皇帝的18座陵墓和许多陪葬墓。其中有14座陵因借山势，以增强整体布局的宏大气势，是雕刻群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见唐代陵墓石刻)。石刻内容早期诸陵差异较大，乾陵(高宗、武则天合葬陵)以后，逐渐规范化。配置于神道的石刻主要由华表、飞马、朱雀、鞍马及驭者、石人、碑、蕃酋群像、石狮等所组成，在雕刻手法上注重整体的单纯、完整和置于山岗之上的影像效果，以数量上的参差、重复，体量的变化，形成节奏感，作用于谒陵者的心理，在行进过程中，不断增强对于整个陵区的崇高印象。石刻代表作品有献陵的石犀，昭陵的六骏(见昭陵石刻)，顺陵(见顺陵石刻)、乾陵的石狮，庄、泰、建诸陵的石人等。唐代晚期诸陵规模缩小，石刻造型矫饰、平庸，失去早期的恢宏气度。

　　唐代盛期还曾在都城建造过纪念性雕刻。如武则天在洛阳以铜铁材料铸造的天枢纪念柱，立体部分高达百尺，四周有石狮、麒麟环绕。

　　俑类作品在隋唐时期也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制作材料有泥、木、瓷、石等多种材料，以黄、褐、蓝、绿等釉色烧制而成的三彩俑数量众多，特别能够代表俑类作品新的塑造水平。在侍女、文吏等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十分热衷于表现人物处于具体情节之中的特殊神态和动作。妇女形象由早期的窈窕转向丰腴，面相圆润，神情恬适、慵懒，长衣曳地，是唐代艺术中表现妇女理想美的典型样式。以佛教天国形象塑造的镇墓俑，神采飞扬，动中有静,夸张而有分寸。对于马与骆驼等动物形象,注重描写具体性与生动性，多表现处于精神亢奋状态中的动势(见唐三彩)。此外，在隋唐时期，许多金银器上的锤、镶嵌浮雕纹饰、青铜镜上的花纹，也十分丰富、生动，并常有一些现实生活内容或神话题材的描写。有些纹饰受到波斯等国艺术的影响。隋唐雕塑艺术对周围邻国也有重要影响。

　　唐代著名雕塑家有杨惠之，以长于塑造具体人物达到传神地步而著称。